筹建监狱也发行彩票：新会县筹建监狱公益劵

　　民国年间发行的最后一期彩票，开奖日期是1949年10月5日

　　清朝末年国贫民穷，5元就足够小老百姓一家子过一个月的生活了，为什么人们就愿意用5元买张彩票，把钱丢到水中呢？这场风行全国的彩票狂潮是怎样回事呢？

　　首先，清政府带头办官彩，起了明确的肯定和示范效应，促使彩票业的全面兴盛。

　　其次，当时彩票商很舍得拿出钱来吸引博彩者，彩票的返彩率一般在60%到70%之间。而且，彩票公司在返还彩额的处理上很巧妙，大部分返彩金额放在末彩和头彩上，既鼓励了市井小民多多参与，也刺激了有钱人多买。

　　例如，1900年外商在上海设立的广益公司，每月发行彩票10000张，销售额50000元，彩票公司拿出其中的75%即37500元用于返还买彩人。按平均率计，每11张彩票，就有一次中彩机会，中奖基数大。而且，头彩的金额极重，达到10000元。

　　彩票商还对彩票进行分割，降低购买成本。比如，一张5元的彩票，被分割成10条来卖，每条仅售5角，许多穷人也买得起。

　　清末彩票的返彩形式，一般都是实实在在的现金，而不用物品特别是滞销商品来抵换。早期德国商人办的普益公司，曾经以两层洋楼作为头彩。

　　还有，在清末正式注册的彩票公司中，对作弊处罚很重。“奏办湖北签捐彩票”初办时，从广东招来两名摇号员，这两名摇号员舞弊，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当期彩票头彩停发，两名摇号员处死。浙江等省的彩票公司也因为舞弊而被撤销，于是，这些省份（经朝廷批准的全省性彩票公司每省一家）就不准再设立全省性彩票公司。

　　许多彩票公司为了表明自己公平，每次开彩都要登报声明，声明的内容包括中彩等级、中彩人姓名，而头彩，则连中奖者住址或工作单位也一起公布，以表明奖金确确实实被某地某人所得，有案可查。

　　上海同利彩票公司1901年在报纸上公布的第四期头彩名单就这样写道：“丹桂茶园任福林、金瑞宝，协生烟店陈姓女，洋人楷先生，致中和烛店王月卿，良济药房鸣岐医生，卖水果人吴锦昌，本地女客朱氏，洋货客赵德元，毕喇洋行，各得一条。”

　　而中头彩的人也不觉得姓名、身份被公开有什么不妥。有时，中彩人还会自己登报，感谢彩票公司让他发了财。显然，当时的人们还不那么怕露富

　　清末彩票潮的退去

　　清政府在彩票初创阶段，对其监管是极严格的，基本上控制住作弊的发生。但随着清朝统治最后10年权力衰微，已慢慢控制不了彩票的发行，彩票越出越多，形式也愈变愈奇。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彩票，连古玩业、出版界也不例外。最后连花会（妓女）彩票也出现了。中头彩者，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；妓女自己购买此种彩票，中了大彩，可赎身从良。

　　彩票刚兴办时，大多数人对它将信将疑，但架不住广告的鼓动，邻里的哄传，防范之心松动，贪婪之念顿起。

　　后来，彩票令到人们近于疯狂，连道士也加入了彩民队伍，民众的生活和社会治安都受到了影响，以至人们说，大清天下，放眼望去三只鸟：鸽（彩票泛滥）、鸦（鸦片烟毒）、鹞（娼妓遍地）。

　　彩票的失控和泛滥引起各界的关注。1910年，在广州，身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的陈炯明与其他议员一道议禁彩，几经讨论，决定用盐斤加价来弥补禁彩后所损失的收入。到1910年，清政府下令全国彩票一律禁绝，为期10年的中国第一次彩票热潮由此结束。

　　广州是1911年农历三月初一正式禁彩的，由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，是日省城的山票、铺票公司一律关门。

　　进入民国，政府钳制羸弱，广州的赌商开始巧立名目，要求政府允其开设“有奖义会”，筹款救济灾民，其实只是铺票的变相称呼。

　　1915年，广东发生“乙卯大水灾”，广东巡按使李国筠以救济为名，招商承办铺票。承商麦竹寰以80万银元的年价，独得全省铺票承办权。于是，广州的彩票之风再次兴盛。1920年，陈炯明主政广东，下令禁彩。1923年滇桂军入粤后，广州又开彩。1928年陈济棠主粤后，彩风更甚。

　　1933年，国民政府为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，发行了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”。这种奖券，每年发行4次，每次50万张，每张售价计10元。每次发行所收的券款，50%由政府提出，另50%作为奖金，奖额为一等奖1张50万元，二等奖2张各10万元。这种奖券，扣去奖金，每年为政府增加了1000万元的收入。这个数目，占1933年国民政府出口税收入2200万元的45%。

　　到了民国后期，更是出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彩票，如“壮丁有奖义券”、“监狱公益券”等等。广州收藏家袁广平收藏了民国时期发行的最后一枚彩票“劳军奖券”（第二期）。该奖券1949年9月由“粤穗各界劳军运动委员会”发行，短短一个月内就发行了两期。“劳军奖券”的设计和印制与钱币相似，极为精美。第二期是10月5日开奖，但9天后，广州就解放了。

　　(本文图片由袁广平先生提供   文章转自：金羊网-羊城晚报)